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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晚年生活:从政治明星到畏缩之辈


2020-06-25


晚年的周恩来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。公开场合里,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,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。视线之外,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。

周恩来晚年生活:从政治明星到畏缩之辈

周恩来工作照(图源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)

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,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。政治局委员什幺时候可以治病、如何治病,得由毛来决定。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,必要时动手术,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,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癥状,有百分之八、九十的治癒率。

五月三十一日,毛批示了:“第一,要保密,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;第二,不要检查;第三,不要开刀”。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,而是:“加强营养和护理”。

不许给周治病,毛的借口是周“年纪大了”,“心脏不好”,“开刀没用”。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,比周大四岁,心脏病严重得多,他的医疗组里却有準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。

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,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,接待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。从四十年代初,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。抗战中,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,以他特有的魅力、才干和事必躬亲,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。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,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,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中共掌权后,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,周执行。一九七一年,跟周见了三天面,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幺一首对周的讚美诗:

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,色香味一应俱全,花样繁多,余香满口。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,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,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,恰到好处。这一席有许多道菜,有的甜,有的酸……〔等等,等等〕席终时,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,心满意足,而又意犹未竟。

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,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,低声下气。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“矮了一截”。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陆归来后说:“在毛面前,周完全不起眼。”

几十年来,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,鞠躬尽瘁。毛生了病,他像孝子般的关心,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葯,先试验毛的眼药水,说是“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”。但如今,周得了癌症,毛却不准他治。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,更重要的,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。

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,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。他嘴上不说,心里着急,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。毛选择这个时候,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“路线错误”。林彪摔死后,周成了第二号人物,党、政、军都归他管。毛要削弱周的地位,损害他的形象。

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《伍豪启事》翻出来,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。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。文革中,毛曾把它抖出来,以吓唬周。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,扩散到整个高层,还发给各省存档。

为写自我检讨,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,每天鬍子也不刮,饭也吃得很少,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,两腿肿到膝盖以上,连鞋也穿不下。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,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,开口闭口“补过赎罪”,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,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。周说:“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,就会破除迷信……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,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,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,轻则警告,重则撤职”。最后,他特别声明:“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,不能掌舵,只能当助手。”这是他在向毛保证,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,请求毛放心。

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。公开场合里,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,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。视线之外,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。

一九七三年初,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,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。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。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,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:“七老八十,做什幺检查!”

到了二月中旬,基辛格来北京,周帮着毛唬弄他,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。三月二日,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。毛好歹点了头,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,命令医生只检查,不治疗,检查治疗要分“两步走”。

主治医生意识到:“所谓分‘两步走’仅是一种说法,实际并没有第二步。”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,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。镜检前,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:“你们知道吗,要分两步走。”主治医生说:“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,只是,大姐,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,如果顺便拿出来,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。是否还要留着,再用一次麻醉,留到第二步?”邓颖超同意“顺便拿出来”。

三月十日,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,医生把“小石头”也叫“顺便”烧掉了。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“烧掉了”,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,对医生说:“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?”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。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。

医生们惴惴不安,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。不久,毛处打来电话,说:“主席的原话,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,感谢他们。”生米煮成熟饭,毛乐得做好人,医生们也安了心。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。

毛在对美关係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。六月二十二日,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《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》。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,说这表示“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”时,他焦躁不已。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曾激起他的幻想,用基辛格的话说,“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”,毛也成了一极。如今他发现,世界仍是两极,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。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。毛对身边的王洪文、张春桥生气地说:“我这几年名声不好,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、一盏明灯是在欧洲。那个地方,放个屁也是香的,奉为圣旨。你奈何得了我吗?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。”

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。跟美国打交道,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,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(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)。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“搞修正主义”,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。

十一月,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大陆,带来了更坏的消息。九个月前,基辛格曾许诺说: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,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,可现在他说美国的“国内局势”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。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,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。

对毛更大的打击是,在军事技术方面,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“预警”系统,还由美国人控制。周恩来说:“我们得研究研究。”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。毛看出,美国的东西不是那幺好拿的。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。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,他“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,是错误的”。

毛把挫折归咎于“水门事件”(Watergate)。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,不敢採取冒风险的政策。毛对基辛格说:“你们国家为什幺老闹那个什幺屁‘水门事件’?总而言之,这个事我们不高兴。”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,他总是大骂水门,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幺这幺“小题大做”?对泰国总理克立(KukritPramoj)他反问道:“一个录音机有什幺关係?”“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?”一九七四年五月,尼克松摇摇欲坠时,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“帮他一个忙,教他渡过水门难关”。

八月九日,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。“水门事件”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,也叫毛泽东死了心,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。毛整八十岁了,重病缠身,心有余而力不足,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。

毛的失意很快就沖着美国人表现出来。会谈取消,合作停滞。基辛格看出,中美关係“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”。他随后几次来中国,中方“不是冷若冰霜,就是拖时间”。毛两年没见他,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。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:“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,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。”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,基辛格再见到毛,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(GeraldFord)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事宜时,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,以为毛还会感兴趣。但是毛说:“军事方面的问题,现在不谈。”那年年底,福特访问中国大陆,毛礼貌地接待他,但没什幺热情。

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。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,注意到周“一反常态,似乎踌躇拘谨”,“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”。基辛格一走,政治局就批周,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,对他兴师问罪,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“犯了右倾错误”。这时周癌症複发,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,在批他的会上,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。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係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,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,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。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。

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。江青骂周“丧权辱国”,“投降主义”,“迫不及待”地要取代毛。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,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:“你这个人就是罗嗦!要谈实质性问题!”周说:“我不知道什幺实质性问题。”江要他交代:“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!”

周一边挨整,一边照常工作。十二月九日,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、王后。据目击者说,贵宾们走后,毛笑着对周说:“总理啊,你挨整啦,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!”“总理可怜啊,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。”周离开后,那两个“娘们”——王海容、唐闻生——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:“你怎幺能这幺说话?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:“就是嘛,就是你们整的嘛。”毛显然很开心。

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,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,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(见下图对比图)。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。在共产党世界里,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。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,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。

毛还要用周,发话说不要再整了。一九七四年一月,在周的直接负责下,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,赶在越共“战友”攻佔南越之前,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。

周病情越来越重,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,血块堵住尿道口,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。周不得不又跳又蹦,又翻又滚,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。因为失血太多,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。有一次正输着血,周微微睡着了,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,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。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,让他输完血。可几分钟以后,又一张纸条塞进来,这回是邓颖超写的,要医生“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”。周只略带不悦地说:“马上拔掉针头,我起床开会去!”后来医生们听说,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幺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。

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。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,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:“目前手术不能考虑,这一条给你们堵死。”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,通过他们恳求毛。毛模稜两可地说:“见完拉扎克(TunRazak)再说。”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,预计在五月底访问中国大陆。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,第二天,六月一日,住进了医院。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,他第一次做了手术。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。

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,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,眼睛快瞎了,身子不听使唤,走路要人扶。毛不想把周逼急了。

周手术一个多月后,得到惊人消息: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,只有两年可活。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。

毛有了死期了。知道了这一点,周恩来变了,对毛,他不那幺害怕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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